張愛玲學續篇/ 高全之

建立: 2014-06-17, 週二 作者 ruth

張愛玲學續篇/ 高全之

 

/ 鄭樹森:
張愛玲學與高全之

 

 

一九六○年代後半,顏元叔在台灣提倡「新批評」(New Criticism)。「新批評」在美國冒起時,學院裏的文學研究僅限於作家生平、版本考據、文字源流;依隨報章雜誌大量出現的文評、書評則籠統空泛,以個人喜好為主。「新批評」認為學院派本末倒置,文學研究必須聚焦文學作品,視之為獨立美學客體,與作家及其他外緣因素無關;「新批評」又認為報刊上的評論流於「印象派」(impressionistic),甚至僅以主觀上是否「感動」為準則,因此力主客觀分析,以個別文本內的表現手法(例如敍事觀點)及組織手段(例如結構)為依歸。顏元叔對台灣文學、中國舊詩和傳統說部的探討,完全服膺「新批評」的主張。


與顏元叔同一時期活躍於文學理論與批評範疇的姚一葦,雖然從不標榜「新批評」,但在《文學季刊》發表的一系列短篇小說「細讀」(白先勇、陳映真、王禎和、黃春明等),也都是「就文論文」、不涉其他的客觀分析。姚一葦不同於顏元叔的是,經常援引亞里士多德《詩學》裏對文本內起承轉合的組織觀點;這是姚一葦精研及中譯《詩學》的自然流露,但也為其「新批評」式系列實踐增添分析角度,更讓鑽研文學論評的讀者明白,古代西洋文論本也就以文本內在手法為肇始。實際操作和「新批評」並無二致,但又同時標舉亞里士多德的,也有以芝加哥大學為大本營的「新亞里士多德」學派(Neo-Aristotelians)。這一派認為文本內在的孤立分析雖是基本切入點,但如果單一文本的語言和手法不能放在更大的文類(literary genre)之歷史傳承流變來審視,恐就無法辨別好壞,評鑒高低,而批評者更會不慎將模仿衍生誤作原創新發,浪費筆墨之餘,徒亂視聽。姚一葦的「細讀」系列雖然沒有這個歷史觀照,但能調動亞里士多德來輔助,亦與「新亞里士多德」學派不謀而合。


在顏元叔和姚一葦的「實際批評」(practical criticism)出現後,高全之的文評陸續亮相,聚焦主題、結構、對話等,一副「新批評」的功架,加上從文學與文化關係層面來批判顏元叔,儼然是要以類近Lionel Trilling的「道德想像」(moral imagination)或「道德關懷」的觀點,來補充「新批評」過於沉迷表現手法的自閉,因此而有子于的人生觀照、七等生的道德架構、黃春明之人的尊嚴問題等文章。可惜的是,高全之出國深造電子計算機,壓力極大,就此停筆,不然定當與顏、姚兩位鼎足而三。(這批文字得詩人瘂弦欣賞,一九七六年由幼獅文化出版公司以《當代中國小說論評》結集推出;又於一九九八年由三民書局以《從張愛玲到林懷民》重新發行。)


其實「新批評」進入台灣的時候,在美國早已日薄西山,雖然由於容易上手而成為高中、大一的文學批評基本訓練,因此可說是二十世紀美國文學理論與批評最影響深遠的。與「新批評」同時崛起的神話學派,一向認為文學之能跨越時空流傳世界,絕對是因為「原型」共通,而不是單一作品的語言及手法,「新批評」不免見樹不見林。佛洛依德的心理分析文論則認為作品既可追溯作家的幼兒、童年成長,又可左右讀者的認同、興趣,「新批評」由是既不瞻前又不顧後。「讀者反應」學派或「接受美學」則自現象學出發,咬定除了文本的實體,文本是不存在的,祇能通過讀者的想像加工才成為美學客體,因此文本的意義從來是不斷重寫、重編的。而結構主義將文學等同民俗故事或神話,追求共同規範,希望從「千篇」中得出「一律」,自然漠視作家原創的文本之單一、獨特。


結構主義盛行時,後結構主義各流派同時悄然誕生。「後學」不認為意義有任何恒久性,力陳所有主體及主體性都只是論述之建構成果,因此「新批評」的文本核心論流於過度天真。同屬建構大本營的女性主義文論更要自性別(gender)來推翻家父長制男性霸權,進而重建文學史,「新批評」的貌似中立不免是同流合污。後殖民理論也是建構派的另一支,對文本之原有宗主國語文系統欲拒還迎,疑中留情但又從嚴審查。各派「後學」又和統稱為「文化研究」的路數若合符節,都以「解構」(deconstruct)為鵠的,文本只是各訴心中情的選材,文本分析的基本訓練更是無關宏旨。而「文化研究」源頭之一的「西方新馬克思主義」文論向來都是鳥瞰,尤重特定時空裏的意識形態及階級架構,文本泰半只是「反映」(reflection),頂多是「折射」(refraction)。「後學」籠罩美國和台灣學院評論的三十多年中,高全之電子計算機工作的千變萬化,令他無心旁騖,數十年如一日,偶有餘暇仍一以貫之,以文本分析為唯一切入點,因此而有三民書局版一九九七年的《王禎和的小說世界》,再度結合作品細讀與道德關懷,替王禎和的人生觀照及隨之而來的表現手法作一彼此循環的詮釋。故此書亦可視為詮釋學派或海德格以迄施萊爾馬赫及伽達默爾所言之hermeneutic circle,益證理解之主客難分,批評往往是詮釋者之預見、願見、甚或拒見;然而,緊扣文本的細讀,如能在文本中得到叩應,也就不能否定兩個主體之冥然契合自有所本,文心之幽微原是相互發明。高全之此書的最大貢獻不單是第一部王禎和論之完成,更是讓後學得以明白,批評如不能作最無保留的同情之理解,則理論框架終究無法主客合一,徒然是「夾槓」(jargon)之擺弄。


一九六八年夏天,皇冠在台灣推出《張愛玲短篇小說集》、《怨女》、《秧歌》、《流言》四書;一九六九年春天印行《半生緣》。一九五○年代後期台灣讀者自《文學雜誌》(夏濟安主編)得知夏志清對張愛玲的全新評價後,終於能夠看到張愛玲。高全之自此成為「張迷」,這從他第一本文論可見端倪。第二本專論談王禎和,又豈能錯過張王並論,而張更成為Matthew Arnold倡議的「試金石」(touch stone)。自此更是一發不可收拾,二十多萬字的累積,終在二○○三年由一方推出《張愛玲學》,其後二次修訂擴大,在二○一一年由麥田發行增訂二版。在一方版面世前,高全之已悄然自個別文本的內在分析,逐步開拓至版本考據、生平事迹、書信材料、佚文追蹤等。表面看來,這些實證主義式的文字,與高全之三十年來秉持的「就文論文」之賞析大相徑庭,甚至可能被視為走「回頭路」,類似「紅學」的走上「曹學」,是自內緣(criticism)步向外緣(biography),與文本漸行漸遠。收入二○一四年麥田版《張愛玲學續篇》的近年文字更加深此一方向,擴大至張愛玲的親戚關係、家族系譜、居所地理、譯文問題等。


內緣與外緣之兩端如何互動確實是二十世紀文學理論與批評長期掙扎的難題。出身捷克布拉格語言學派的韋禮克避走納粹移居美國後,一九四八年初版的《文學概論》(René Wellek, Theory of Literature;與自稱「老去的『新批評家』」[Old"New Critic"]的Austin Warren合著;此書部份篇章曾由王夢鷗以梁宗之筆名中譯,首發於一九六○年代後期之《文學季刊》),雖高舉內文分析,但也認為生平、版本、歷史社會背景的研究不可偏廢。但在「新批評」大盛於美國時,此一提醒不免被淹沒。一九五八年,美國文學及文化大家皮雅思也曾針對「新批評」,呼籲《向歷史回歸》(Roy Harvey Pearce, Historicism Once More,1969)。一九七○年代初,美國「新馬」先驅詹明信直斥俄國形式主義、捷克語言學派、法國結構主義以及美國「新批評」這條路線的發展,是自囚於《語言的樊籠》(Fredric Jameson, The Prison-House of Language,1972)。一九八○年代中開始茁長的「新歷史主義」深受傅柯影響,雖自史實出發,但強調史實和文學同屬想像的論述,在同一時空裏爭鋒較勁,批評家好比考古學者,是要將文本中這個層面的轇轕發掘出來;用Louis Montrose的話來講,就是「文本的歷史性及歷史的文本性」(the historicity of texts and the textuality of history)。但如此一來,經得起這種審視的文學作品其實極少;而且這樣「大動干戈」,一般賞析及報刊書評更是無能為力。換言之,到二十世紀末,外緣與內緣如何融合仍然沒有一條普遍可行的道路。


高全之四十多年的張愛玲道路也終於走到這個「老大難」的岔口。夏志清生前讚賞高全之「研究張的作品,態度上如此嚴肅、下的功夫如此之細緻」(見二○○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致高全之信),但未及見到《張愛玲學續篇》就遽歸道山,未能再提點高全之。想到夏公生前也極欣賞Leon Edel為Henry James(亨利˙詹姆斯)所作之五大卷傳記(1953─1972;1985年刊行濃縮重寫的一卷本);此處大膽建議:高全之兄退休在即,不用天天受電子計算機折磨,大可以Edel為藍本,結合外緣與內緣,「知人論世」之餘,復可「以意逆志」;孟子此二說經朱熹詮釋學式的闡明,近世有王國維在文評重行發揮(見〈《玉溪生詩年譜會箋》序〉,二○一一年上海遠東版《王國維文選》);到底張愛玲是「今典」,不是儒家詮釋傳統中歷史脈絡極為匱乏的「古聖人著述」,達致此二大目標之匯通容易得多。儘管Edel窮畢生之力的鉅構,在貫穿外緣與內緣上仍是孤例,說不上是「通律」,亦不失為避開「紅學」變「曹學」的歧路之另一可能。


相信張愛玲最大知音的夏公在天之靈對高全之兄會有此期待,而廣大「張迷」更是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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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鄭樹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