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融合 ------從歷史發展條件看華文文壇成為世界最大文壇之可能 / 瘂弦

 

單就文學上來說,中國先秦的詩經、楚辭。兩漢的賦和樂府的民歌,魏晉南北朝的詩和駢文,隋唐五代的詩和民間的歌賦,宋代的詩詞,遼金元的雜劇和散曲,明清的詩和傳奇,直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白話文學,一路發展下來,早已把中文鍛冶成表述力、形象性最強的美文,而每一個時段,都對我們的民族語言產生了更新和提高的作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臺灣,文學傾向西化,中文以中流砥柱之姿,與歐美各國的語言交鋒,經過了一番碰撞,在「取」和「與」、「迎」和「拒」之間作了最正確的選擇,充分證明中文這世界語種的老前輩,一點也不古板、僵化,它有很大的空間,可以吸納任何新的內容。當年「現代主義」新銳作家主張語言創新,實踐經驗證明,中文的延展性完全可以因應此一變化;任你拉長、壓扁、扭斷、打碎,但一經重組,就可以創造出新的可能,煥發出新的光輝。如此靈敏活潑的語言機能,最適合文學的表達,世界上大概只有法文才能跟它媲美。我們發展華文文學最重要的依仗,非漢語莫屬。              

 

一般人的印象,認為中文難學,其實並非如此。中文有屬於自己的邏輯系統,但並不古奧,它肌理明朗,親切而家常,絲毫沒有拒人於千里之外的感覺,初學者只要找到其中的訣竅,就可以循序漸進,登堂入室,領略箇中三昧。也有人說,中文不重視文法,是一種粗糙的語言,其實這是錯誤的印象,中國是世界古典語言學三大發軔國之一,另外兩個國家是古希臘和古印度。不過我們的語言學是另一類的、獨特的,著名語言學家張至恭研究發現,漢語屬非形態語言,形態變化上的限制極少,表面上似乎不特別強調文法,但卻是一種「無法勝有法」之法,使人在自然的學習中領悟出表述的奧祕。              

中文的另一特點,是歷代累積的成語成句特別豐厚,形成所謂的 「名言」,供後學者採擷,懂得活學活用的人,只要把古人名言重新鑄造,就可以生發出新意。寫作者尊敬這個規範,熟悉這套名言的語彙,寫文章就不愁技術上的出格犯規。              

文化符碼的概念,是中國古典詩詞研究者們常常強調的。他們發現,詩詞中的語彙每每超出文字表面意義而另有指涉,一個詞彙就是一個符碼。譬如說「終南捷徑」,並非指在長安大雁塔上可以遙見的終南上下的那條小路,而是別有象徵;唐代文人每每對自己的人生規劃舉棋不定,究竟是隱居好還是出仕好,所有的矛盾掙扎,都在「終南」這個字眼上打轉,這就是所謂文化符碼。              

中文與世界其他語文最大的不同點,是中文是帶思想的文字,帶感情的文字,學習它的人,不可能是不黏鍋,任何人只要熟稔了它,進入它的世界,就不可能僅僅將之視作純粹的工具來使用,一定會同時感染到語字背後的歷史、哲學、倫理、文學意象等等的象徵,在潛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涵泳在中國文化宏大的氛圍中,令外邦人著迷、沉醉,有時使人懷疑學習者是不是忘了當初研習中文的目的,簡直在進行「精神移民」了。君不見很多漢學家比中國人還中國人,從語言貫穿到思想,從思想貫穿到生活,徹底「漢化」,如果再娶個中國太太,最後連穿章打扮、舉手投足都是「老中」的樣子了。在北京、臺北已經有外國人以字正腔圓的京片子來說相聲、數來寶,用流利的中文寫文章。我們夢想中的「世界最大文壇-華語文壇」,將來要加上他們的身影了。              

我不知道別的國家的文字有沒有如此大的魅力,如此具有「侵略性」。當然,當年的上海十里洋場,也有人學了幾句「番話」就變成假洋鬼子的,但更多的中國知識份子,都能以相看兩不厭的心態面對西方文化,並且從外文的學習中,體會到中文在世界眾多語文中占有怎樣的獨特位置,從而更寶愛自己的母語。在我交往的朋友中有兩位大師級的作家,文壇前輩梁實秋和詩人盧飛白(筆名李經),他們「走向西方又回歸東方」的心路歷程,令我敬佩。梁先生是散文大家,學貫中西,他是翻譯莎士比亞、撰寫英國文學史,編纂英文大字典的人,但除了有絕對的必要,他從不說英語,與他交往那麼多年,沒聽他說過半句英語;憶起梁老,我印象最深刻的還是他那襲穿舊了的中國長衫。李經與我相識於美國愛荷華大學,兩人一見如故,徹夜論詩,不知東方之既白。他的英文造詣,好到可以到倫敦造訪大詩人T.S.艾略特,他著名的那首詩〈倫敦市上訪艾略特〉,寫的就是與艾氏見面對談的感受。李經的學問和詩創作雖然如此「高蹈」,但生活簡樸,像個農夫,我向朋友介紹他,說他旅美幾十年,任何時候就像昨天剛從杭州來的一樣。從人格深處散發出來的芬芳,應該才是我們想像的「大文壇」的作家風範。              

二00六年九月,廣東韶關舉行「山海相約」詩歌活動,我因事不克與會,寫了一段祝詞,發在大會編的特刊上。我說:「華文文壇是世界上最大的文壇,在兩岸三地、兩岸多地、多岸多地一家親一盤棋的概念下。讓我們為漢語詩歌描繪新的藍圖,締造一個輝煌的文學盛世。我期望那集納百川、融合萬匯的大行動之出現!」我發飆的這段話,並非故作壮言慷慨,而是在非常激動的情形下有感而發。去國十餘載,心中一直埋藏著這樣的想望:使華文文壇成為世界的大文壇,不管這樣的想法成不成熟,也不怕別人笑我淺陋,把它勇敢地說出來吧。經過兩三年的沉思,我堅信這夢想有一天會變成理想,概念沒有問題,以我們的人口(當然更重要的是文學寫作人口),以及漢字傳播的普遍,加上我們在國際文壇上的熱烈參與,我們有足夠的條件,建立一個世界文學史上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漢語大文壇。              

語文是思想居住的屋宇,高屋建瓴,睥睨四鄰總難免給人以張狂的聯想,但為我們自己營造一間大屋子遮風蔽雨,絕對是必要的。杜甫詩「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我們有杜工部同樣的心情,同樣的盼望!在這個超大號的精神大屋頂下,我們可以展開很多工作:編刊物,辦出版,開大會,組織各種基金會照顧作家生活,更要創設一個像諾貝爾文學獎那樣國際性的文學獎,奬勵全世界的優秀作家,不讓那位發明炸藥的瑞典老頭專美於前。得中國諾奬者或許是位外邦人,但總歸也是「寒士」,也要讓他盡「歡顏」!              

或者有人擔心,世界各地有那麼多寫作團體,擠在一個大屋子裡,大家處得來嗎?我認為這是不必擔心的。世界上的族群數猶太人最團結。團結的原因,主要是靠猶太教會的整合。咱們的國家沒有國教,如以文化的方式促進團結,絕對可以達到同樣的功效。目前各地作家儘管生活在不同的政治制度下,但提到孔子孟子,李白杜甫,誰也不會有異議。一言以蔽之,文學(文化)是我們共同的標準,也是唯一的標準。只要諸「岸」的領導人不亂加干涉就好了。              

有人認為,世界上使用最多、傳佈最廣的語文不只中文,英文(印度、澳洲、紐西蘭等)、西班牙文(中南美洲諸國)、法文(非洲的一些國家),也同樣是大語文的幅員範圍,如果把那些語言相同的國家加在一起,他們豈不也可以躋身世界的「最大」?我想這些國家語言環境跟我們是完全不同的。試將我們要組織世界最大文壇的條件加以歸納,可以舉出下列四點:一、人口眾多,二、語言優秀,三、情份交感,四、文化共融。這四大條件我們一樣都不缺,而英文、西班牙文和法文卻不具備。我們是王道,西方是霸道,根本上是兩碼子事。以別國語言為官方語言的國家,有些是自己的國家族群太多,語言文字無法統一,不得已而借用外邦語言,以別人的喉嚨發自己的聲音。更多的國家是因為殖民的結果,殖民國以侵略的手段進行語言殖民,被殖民國心不甘情不願地屈從了語言的現實。可以肯定的是,印度人說英文,拉丁美洲各國的人說西班牙文,非洲一些國家說法文,只不過是把它當作純工具使用而已,工具是沒有色彩的,沒有立場的,似乎人人可以得而用之。泰戈爾用自己的母語寫作,也曾用英文表達,聶魯達和博爾赫斯也向西班牙語文借過火,但他們所彰顯的卻是自己民族的心魂。              

華文文壇──世界最大文壇的建構,工程浩大,要把各種條件集中起來才可以畢其功。其實我們還有別的仗持,追溯以往,我們發現,早期中國留學生留學日本、歐陸的年代,華文文壇的奠基工作就已經開始了,當時是無意識的,不自覺的,如今把那些先驅者的文學活動連成一個整體來觀察,就有深刻的意義了。              

先說日本。日本由於明治維新的成功,吸引了中國青年的目光,留學東瀛成為當年的潮流。魯迅去的最早,一九0二年就東渡了。周作人一九0六年前往,一生迷上了日本。一九0六年李叔同(弘一法師)、歐陽予倩等人在東京創立《春柳社》,演出《茶花女》等新劇,開中國話劇運動之先河。一九一四年,郭沬若、郁達夫、張資平、田漢籌組的《創造社》成立於東京,該社成員回國後,對五四新文學運動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從此日本的華人作家形成文化氣候。這種情形一直到抗戰開始才停頓下來。              

美國方面,胡適一九一零年赴美,創辦《留學生季刊》,並試寫新詩,出版《嘗試集》,接著陳衡哲、聞一多、梁實秋,加上「五大臣出洋」(康白情、汪敬熙、羅家倫等),也形成了一種聲勢,而白話文學的提倡,使胡適成了整個新文化運動的領頭雁。 歐陸各國,一九一九年間有「勤工儉學」的留學生赴歐,李金髮、林風眠、王光祈在先,徐志摩、袁昌英、梁宗岱、朱光潛稍後,以巴黎為活動塲域,這些人中有作家也有畫家、雕刻家,中國美術家留歐的傳統由此開始。 東南亞方面,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東南亞各國的星華(新加坡)、馬華(馬來西亞)、菲華(菲律賓)、印華(印尼)、泰華(泰國)、越華(越南)文壇如雨後春筍相繼誕生,由於此一地區距祖國較近,與大陸文藝界淵源深厚,生活在本土的作家也有很多遠赴南洋,或創辦報紙,或主辦刊物,如郁達夫、胡愈之在新加坡,巴人(王任叔)在印尼,都留下了可觀的文學業績,影響深遠。這種互通聲氣的雙向交流,使海外文壇與本土文壇形神相通,創造了同其血緣卻各具風格的文學風貌,而海外華文文學的特殊情調與異國風味,也豐富了中國原鄉文學的內涵。這幾年由於大馬青年作家群在臺灣旋風式的出現,使兩地文壇的互動更為頻繁,有些馬華作家往返於臺馬之間,同時參與兩個文壇的文學建設,成為「世界華人文學一盤棋」的最佳樣板。 近三十年來的美加華文文壇相當蓬勃。五、六十年代,臺灣掀起留學熱,「留學生文學」應運而生,主要的活動塲域在美國的舊金山、紐約和洛杉磯這三個華人最多的城市,普遍設有文學社團,也有文藝刊物的創辦,蔚然形成洋溢青春氣息的文風。報紙副刊方面,作家的發表園地多集中在《世界日報》、《明報》和《星島日報》。《世界日報》社長馬克任,辦報之外也主導美國華文文學活動,建樹甚多。加拿大華文寫作活動較美國為遲,近二十年成立的加拿大華裔作家協會(溫哥華)、加拿大華人作家協會(多倫多)、加拿大中國筆會(加東地區)以及詩人洛夫組織的《漂木藝術家協會》活動很積極。他們在深化華文文學主題思想方面新猷甚多,近年更特別重視與其他地區的華人社團的橫向連繫,邀請聶華苓、劉再復、葉嘉瑩、洛夫、瘂弦、王健擔任這些社團的顧問,把文藝活動提升到文藝運動的層次,影響自是不同。         

以上的簡述,旨在說明世界華文文學已有近百年的發展歷史,顯然,事實的存在先於理論的提出,建立世界最大文壇的倡議,雖屬隱形宣言,但先驅者們的開拓之功不可或忘。          老子認為,任何人與事,若是分裂就會崩解,存在著重整合。老子曰:「昔之德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西哲也有共相殊相,大我小我,大宇宙小宇宙的概念。共相是一般,殊相是各別;大宇宙(大我)是世界,小宇宙(小我)是個人;大我小我得到統一,變成一個大意志,才是一個民族,一個大民族,一個大民族如中華民族者應有的作為。建構大文壇,與其說是為了自己,不如說是為了世界。它代表華文文學的邁入了成熟,有了文化擔當,如此才可以激動潮流,引領時代。 老子所說的「一」與西方哲學家說的「大意志」同理,但並非一般所說的定於一尊,對文學來說,定於一尊是危險的。文學貴在聯合,聯合不是無意見的凝結,而是眾聲喧譁;不是文學思想或創作路線一致化,更不是強調群性,壓抑個性。聯合的精神是:不同文學觀念的彼此尊重,不同文學作品的兼容並包,不同文學理想的異中求同,不同文學道路的並行不悖;在和諧的氣氛下,以相敬相重來替代孤芳自賞、唯我獨尊,以共存共榮替代各立門派,黨同伐異,這方是大意志大文壇應有的宏偉氣象。那麼多不同的作品蜂湧匯集,一定會亂,我的看法是,真正的文學大家族不怕「五胡亂華」。亂,常常是繁榮昌盛的另一表象,是新事物、新生命孕育的必然過程,所謂亂中有序,那個序,歷史老人自然會為吾人爬梳整理出來,一部文學史就是這麼寫成的。  

 

刊登於文學與傳承(3) 弦外知音特刊